今后，演员或者演出团体在营业性演出中出现“假唱”、“假演奏”等行为，将不仅仅受到观众指责，还可能面临国家法规的处罚。昨天，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就《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新京报》11月13日）

　　假唱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与假货一样，最大的危害不在于降低了演出品质，而是侵犯了消费品的切身利益，以及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将假唱从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上升为一个违法问题，从法律层面加以整治，对于目前假唱泛滥且得不到有效管理的演出市场，有正本清源之效。

　　但从相关规定来看，它的意义似乎也仅止于此。细则规定，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请注意这个限定词“营业性演出”，这意味着它把演出分成了营业性和非营业性，而被处罚的仅仅是“营业性演出”的假唱行为。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非营业性演出显然是被许可的。不仅如此，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实际上还起到了一种强调的作用，即非营业性演出的假唱在某种程度上被合法化和正当化了。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假唱就是假唱，无论如何都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不会因为演出性质的不同，而突然变得高尚起来。既然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假唱行为的恶劣性，并不惜动用有限的法律资源，专门出台实施细则重拳出手，何以还区别内外，判此假唱违法，而彼假唱合法？这中间的法律差异也未免太大。换言之，主管部门在认定某类行为是否违法时，所依据的如果不是行为本身，而是它发生的环境，甚至仅仅是组织者的身份和级别，那么法律理性和制度尊严又怎能得到尊重？

　　从欣赏角度说，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恰恰是非营业性演出的假唱。因为非营业性演出往往有动听的名义，观众欣赏的心态相对纯粹，假唱践踏的是人的情感。而营业性演出观众付出的不过是可以计算的金钱。从现实情况看，假唱之风最盛行之地，也是非营业性演出。譬如春晚，众所周知已经假唱很多年了，几乎可以称之为“骨灰级”假唱，场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对全国人民负责”。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非营业性演出并不能和公益性划上等号。光是春晚录像的版权，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更不要说演员上春晚所获得的隐性利益——难道这样的假唱就是光明正大的吗？

　　其实，营业性演出是最具自清功能的市场，它有自己的一套惩治机制。一旦发生假唱行为，轻则演员名誉受损，身价降低，重则观众倒戈，用脚投票。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某个演员痛心疾首地为假唱行为道歉。倒是非营业性演出是一片管理空白，从来没见过哪个演员因为在这样的演出中假唱而表示一点愧疚之意。原因很简单，观众甚至不知道应该向谁投诉。主管部门抓小放大，显然有假唱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