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网讯：

在这片宁静祥和的土地上，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长刀、棍棒冲向全副武装的警察……

“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孟连事件”激荡云南政坛

“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 “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 “大部分群众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

 云南省委领导告诫：屁股不能坐在既得利益者一边

“警察不是对付人民的” 一些基层干部为老板服务 决策不能牺牲多数群众的利益

重温《甲申三百年祭》 吸取“孟连事件”教训——云南五百余“一把手”反躬自省

博客报道 孟连警民冲突真相调查（南方都市报，板扎）

《中国青年报》记者 殷红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整装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这个宁静的村寨已被重兵包围，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

行动顺利。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血腥的序幕。

七百村民围攻警察

晨8时许，勐啊村数百名村民呼啸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岩尚软、岩底父子二人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

这边还在剑拔弩张，两公里外的芒海村又发生了激烈的警民冲突。手持器械的村民一拥而上，攻打执行劝阻任务的警察，数名警察受伤，多辆警车被砸。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

政法委书记向胶农鞠躬致歉

尽管气氛暂时缓和，但事态依然严峻，危机四伏。村民把两名死者的遗体抬到勐马橡胶公司大院内，数百名村民随后聚集。

“7·19事件”惊动中央高层，胡锦涛、周永康深表关注。云南省迅速组成了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挂帅的工作组。7月20日凌晨2时，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孟苏铁和副省长曹建方抵达孟连，指挥事件处置。凌晨5时，孟苏铁和曹建方到达村民聚集现场，他们轻车简从，未带警卫人员。当时村民情绪并不友好，长刀、棍棒等器械赫然摆放着。在和村民对话时，当孟苏铁听到村民代表说，他们的愿望和利益诉求曾多次向乡、县、市、省有关部门反映，但都毫无结果，孟苏铁动容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示歉意，并鞠躬以示诚意，表示将负责任地解决大家的合理要求。省领导的态度赢得了村民们的一片掌声，气氛趋于缓和。

7月20日，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乘直升机急速赶到孟连，他叮嘱在场的各级官员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两天后，李纪恒在普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一番讲话令闻者深受触动：“对共产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温和善良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引发了冲突事件。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刻骨铭心、触及灵魂深处的反省。”

“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孟连事件”激荡云南政坛

本报记者 殷红

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

云南省委党校紧邻滇池，这里连续4天举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孟连事件”的余波激荡着该省众多官员，在中秋前夕，他们被省委紧急召集起来，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因果，温习党的领导人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领悟“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的警句。

“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

研讨班注明“阅后收回”的一份保密材料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典型案例汇编》（以下简称“案例汇编”），其中的10余起群体性事件都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除媒体已公开披露过的重庆“彭水诗案”、陕西“校长追县长签字案”外，还包括多起恶性官民、警民冲突事件，有的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局面失控。在由各省政法机关提供的这份案例汇编中，都附有事件教训的总结，大多提到“违法行政，执政为民思想缺失，基层组织涣散难以化解不稳定因素”或“有利益丧失感的群体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对立”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

在分组讨论时，这本《案例汇编》的传阅率极高。楚雄市新任市长袁鹏说，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深感震动。我一直在思考，“孟连事件”怎么会处理成这样？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确实错综复杂，但根本的一条是党政领导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下乡的体会是，接近群众才能相互了解，第一次去人家觉得你生疏，第二次第三次对你就亲切多了，其实，“群众中最安全。”

双柏县委书记李家龙说，在“书记县长大接访”中，我发现很多久拖不决的问题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解决的，拖出后患是干部缺乏人本观念和责任心。有一位老上访者找到我，说已经找过县里各部门10多次了,反映的问题就是没结果，我细听后帮他分析说，你的要求与现行政策不符。他表示理解，但很生气，说要是早这么告诉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那些干部总是对我说“你的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

李家龙希望县里干部做群众工作时保持这样的意识：人本关怀、责任感、法治理念和民主、开放、透明的行政程序。他特别说明，如果程序不透明，公众就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我们有时候总一厢情愿地认为，捂住是替群众着想，其实信息的开放透明可以预防不安和不测。”他举例说，县里公开招聘乡科级干部，传闻纷纷，民间舆论认为是走过场，县里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谣言即止于公开。

“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杨宁说，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碰到“7·19”，还有机会来研讨这一事件。这位从政多年的女干部说，“当官就是担责，群众放在心里，做事才有杆秤。”

杨宁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盘龙区委书记，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她多次经历和参与处理，也曾接到恐吓电话，但矛盾最终都能化解，她认为化解的招数就是充分关注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昆明市东二环道路改造时，线路附近的一个村子中有一座寺庙，始建于300年前，后经群众集资多次修缮，小有规模。听说修路要拆除他们的寺庙，群众放言：“谁敢来拆，我们就跟他拼命！”下属向扬宁汇报说，这是非法建筑，没有经过规划批准。杨宁说：“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谁来批准？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她到现场对群众说，你们放心，你们不同意，我们不会拆的。她指示下属为该寺庙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此举深得人心，拆迁工作格外顺利。

“大部分群众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

“现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涉及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关系调整，由于没有一部明确的法规，更是恼火。”彭耀文回忆起2006年的“3·21事件”，至今心有余悸。

彭耀文当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深夜接到紧急通知，飞速前往虎跳峡处理当地罕见的冲突事件——香格里拉县金江镇群众把7名水电设计工程人员扣为人质，情况紧急。

事件的起因是，虎跳峡要建坝修水电站，但事先没有向当地百姓说明，引起众怒，不满情绪迅速蔓延，3000余人聚集。彭耀文赶到时，看见7个人质脸色惨白，缩做一团，有一位副县长还掉到了江里，“如果处置不当，后果决不亚于瓮安和孟连。”彭耀文对激愤的群众说，他愿意留作人质，换出其他人质——特别是生病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的恳切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们同意把生病的人质送往医院，其余的到当地派出所睡觉。彭耀文作为人质，每天只能解两次小便，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在这关键时刻，基层干部一要身体好，二要心理素质好，“死了也不怕，国家会给我好名声的。”

“事情圆满解决的关键是省、州的判断和决策，原则就是要关注和理解群众的诉求。”这位藏族干部说。当时，李汉柏（时任副省长）从昆明出发时电话通知当时官员：严禁动用警察！在了解现场情况后，省、州领导传达了省委书记白恩培的指示：如果多数百姓反对建电站，我们不会建。

现任迪庆州委常委、香格里拉县委书记的彭耀文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大部分人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然后再作群众工作。这件事险些酿成大祸，原因是事先没有和老百姓沟通、说明。”

“有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市、县委书记们感慨：“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县长的岗位重要，使命崇高。”

在讨论频频发生的官民冲突对抗事件时，县委书记、县长们在感到责任重大的同时，也表露了他们承受着的巨大心理压力。一位县委书记抱怨，上级部门只管与我们签订责任状，一年签出二十七八个，出成绩他们有份，出了事都要我们兜着，说白了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基层。

一位县长深有同感，他引述民间谚语说，在老百姓眼里，“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基层有多少权力？好资源好部门都是上边管着，我们缺少治县的资源。县级党政以有限的权力承担着无限责任，“我们不敢奢望表扬，就怕动辄问责。”

持同样观点的县级官员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县级党政部门是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好资源、好干部应该向县里倾斜，权力与义务要对等。

云南省委领导告诫： 屁股不能坐在既得利益者一边

本报记者 殷红

9月4日，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撤销孟连县委原书记胡文彬省委候补委员职务，责令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辞职，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市长沈培平向省委作出书面检查；普洱市、孟连县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和买卖、租赁胶林的领导干部将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进一步深查。

在讨论孟连“7·19事件”的省委常委会上，云南省高层官员对基层干部的作风漂浮、脱离群众的现状深感忧虑，并严厉斥责。孟连干部群众反映，县委、政府主要领导经常不在县里，热衷于跑上面和外面，习惯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官僚主义严重。据严格统计，县委书记胡文彬2007年下乡镇仅26次，都是当天返回；乡镇主要领导大都住在县城，周一上班，周末回家。以致诸如橡胶产业利益调整等工作，一拖再拖，群众怨气郁积爆发。

“警察不是对付人民的”

在研讨班动员讲话时，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他形象地比喻：母乳喂养不仅考虑到营养，也能零距离接触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

李纪恒说，苏共垮台、齐奥塞斯库被乱枪打死，教训就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他说，我们很多年轻的书记县长，下车伊始就提出什么宏伟蓝图，完全脱离实际。一些干部屁股没坐热就走人了，有个统计说县委书记、县长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两年，乡镇负责人的任期更是只有1．9年，一个个心浮气躁，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用亲身经历提醒各级官员将心比心，饱含热情对待群众的利益诉求。他举例说，几年前澄江县两家民营企业职工因住房被抵押而上访，连续多年，六七个省领导作过批示，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为防止他们上访，县里设卡堵截，矛盾更加尖锐。李汉柏得知情况后，到职工家中走访，其穷困窘境令人心酸，“我对身边的干部说，他们不是刁民啊，让你们体会3个月你们不上访才怪！”经过多方协商，职工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事情圆满解决。

曾经作为副省长分管政法工作多年，李汉柏强调，警察是保护人民而不是对付人民的。“我们一些干部以为手里有了权，动不动就派出警察。你想过没有，你一个县能有多少警察？不就100多个嘛，而最小的乡镇都有五六千人，多的几万人，你对付得了吗？随便来些人就把你作人质了。”

一些基层干部为老板服务

“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对老百姓的事总是躲、推、拖。”李纪恒9月8日在云南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研讨班”上说，“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调查发现，孟连县部分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个别县乡干部与企业打得火热，有的坐着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有的在企业入股分红。为给企业“保驾护航”，县委甚至将一橡胶企业老板的儿子安排到企业所在乡镇担任主要领导，导致胶农对基层党委、政府失去信任。

“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矛盾错综复杂。”李纪恒指出，“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不能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导致的。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时，一些党员干部往往摆不正位置，没有站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一边，不能做群众的主心骨、代言人，屁股很容易坐到比群众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一边。”

决策不能牺牲多数群众的利益

“因为决策不科学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是当前诱发新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汉柏指出，“要坚决杜绝三种违背民意、诱发矛盾的决策隐患：一是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决策，借批项目、批资金、批土地等谋利；二是为迎合少数领导和既得利益者而牺牲多数群众利益的决策；三是为个人政绩，急功近利、损害群众利益的决策。”

李汉柏认为，“孟连事件”就是“为既得利益者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当地少数县乡领导干部收取企业的好处，自然为企业办事。当企业与胶农发生利益冲突时，县委、县政府不是站到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应企业请求做出严打“农村恶势力”的错误决策，调动警力对部分胶农实施抓捕，由此引发2死61伤的严重警民冲突事件。

“增强新形势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是源头。”李汉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在决策过程中务必通盘考虑和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缓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努力维护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方法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

重温《甲申三百年祭》 吸取“孟连事件”教训

云南五百余“一把手”反躬自省

本报讯（记者殷红）9月8日至12日，云南省540多名党政官员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参加“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以孟连“7·19”事件为案例，深入反思，引为镜鉴。

该省16个市（州）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州）长、政协主席和129个县（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悉数参加研讨，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本科院校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党委书记也全部到齐。

中共云南省委召集全省所有中高级官员专题研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的警民对抗事件及其深远影响，旨在提醒权力在握的人民公仆们时刻牢记执政为民的诺言，随时体察和关注民生的艰辛，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重温古今中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惨痛教训。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在开班动员讲话中言辞恳切、情真意殷。李纪恒说，陈毅当年率部进上海，一再告诫部下不要惊扰市民，深得民心。“我下乡，你们警车前面开道，警笛越拉越响，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觉得我一下子就被推到群众的对立面了！”李汉柏则痛斥官僚作风：“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市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苏共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瞬间垮台，教训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60多年前关于避免“兴亡周期率”的论述至今言犹在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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