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黄 沾
　　曲 王福龄

编辑本段歌词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胸中重千斤。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编辑本段课本鉴赏提示

　　男声四重唱《我的中国心》是一首带现在的单三部结构歌曲。第一段表现了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声音柔和轻缓、真挚深沉。当进入第二段“长江、长城”时，旋律起伏较大，情绪逐渐高涨，酣畅淋漓的抒发了炎黄子孙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深情赞美和无限热爱。再现的第三段，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深化，随着旋律的发展，全曲在高潮中结束。激昂而又深情的歌声，充满了对祖国欣欣向荣、不断壮大的自豪感。

编辑本段背景及趣闻

　　黄沾、王福龄和《我的中国心》
　　［作者：袁蕾 转贴自：南方周末 更新时间：2006-8-24 8:26:46］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番禺，生于广东顺德。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写武侠的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入读喇沙书院。1960年，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任教培圣中学两年。1965年，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并于报刊写作专栏。同年9月，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1968年，擢升为广告副经理。1968年，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记他》，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深受歌迷喜爱，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1969年，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被喻为“电视王子”。1970年，转职华美广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联合创作总监，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Clio Award)的香港人。1972年，获国泰广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为总经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理事。1973年，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编自导《天堂》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电影。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不文集》。1976年，与才女林燕妮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自任主席。
　　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前后持续二十一年，过两百集，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1979年，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由他填词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两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2003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以一曲《狮子山下》主题歌作总结，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据一项统计显示，《狮子山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狮子山下》为主题的文章，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龙记》、《鳄鱼泪》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沾。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沾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沾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
　　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
　　“你何必这样做呢？”黄沾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沾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周杰伦的加州牛肉面
　　你说半个月华语音乐是什么都变不了的，这句话是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看法吗？
　　黄沾：香港粤语流行曲死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乐是一个商品，1996年是19亿，现在是3亿，有些歌星的唱片出来卖几百张，19亿的生意变成3亿就是死。
　　但衰退不仅发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黄沾：所以音乐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听音乐、买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乐面临的死亡期很长。可能在死亡之前有个生机，就是香港跟广东音乐人在一起，香港跟广州加起来有8000万的市场，这个市场很大，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抓住，香港音乐就肯定死掉了。粤语音乐是方言音乐，主力是在懂得粤语的地方。而华语则不仅仅是粤语那么简单。要三地的年轻人全部找到共通点，才会买同一张唱片，但这个很难。
　　三地都买一张唱片真有必要吗？
　　黄沾：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说，香港唱片公司过于急功近利，而歌词也是粗制滥造。你觉得呢？
　　黄沾：有部分道理。创作人青黄不接是一个原因，整个乐坛都青黄不接，比如说现在周杰伦很卖座，行家说是150万张。但我觉得很奇怪，周杰伦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国的文化，我们怎么学，都没有纽约街头的感受，没有美国HIP-HOP的环境，我们学就跟中央电视台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剧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好都不会像中国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黄沾：其实我们真的要华语音乐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找出中国人都能共鸣的音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听HIP-HOP？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层次的洋化，真正懂一点的就觉得这个外衣衣不称身。我觉得怎么写都不可能写过外国人，那怎么不听外国的HIP-HOP？崔健的摇滚不也加了唢呐进去，摇滚哪里容得下唢呐？这个唢呐就是中国特色。
　　只要加进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国特色？
　　黄沾：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做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道，这个很难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匆苍谧HIP-HOP，但只有周杰伦敢牺牲中国汉字的发音，让吐字成全节奏，这是不是HIP-HOP的中国味道？
　　黄沾：但我还是很反对。我们应该找中国的东西。什么是中国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国味道，罗大佑有罗大佑的中国味道，我有我的中国味道，不一样。只有每个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乐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你觉得周杰伦HIP-HOP是一时之风，不可能长久下去？
　　黄沾：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大家现在是不懂，觉得很新鲜，就跟崔健开始搞RAP一样。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内地青年人的心声。“一无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的青年没有“一无所有”，内地作家必须抓住中国青年的心，把它表现在歌里面，这个歌才能够卖，我不相信周杰伦有这个本事。
　　方文山给周杰伦的歌词里加进了不少文化典故，这是否一种新趋势？
　　黄沾：当然是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喜欢一个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发达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你失业的时候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写出了中国人的义气，很打动我。周杰伦喜欢HIP-HOP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很洋化了，连牛肉面都要吃美国加州的牛肉面，其实我们应该吃地道的中国的牛肉面。洋化是一个过渡。
　　如果让你给周杰伦写词，会怎么写？
　　黄沾：没想过，不知道。流行毕竟是年轻人的，你说恋爱，我的初恋离开我都50多年了，不记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没林夕写得多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黄沾：我在香港大学读流行音乐的博士，5月份拿到学位，写了15万字论文，就是讨论流行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我发现歌词的走势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心态。这段时间失恋的歌很多，你只看见歌词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难受”，却没看见他难受在哪个地方。其实这是人们为外遇找借口，说我还是对爱情坚贞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开没到1个月就有新人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时期的流行音乐肯定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情况。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沾，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所以，当时黄沾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沾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
　　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沾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激起了黄沾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黄沾又找到香港歌手张明敏，对他说，你心中有中国，有名字，有中华民族，你到底有没有心？于是就把《我的中国心》送给张明敏演唱。1983年秋，为了筹备1984年春节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到福建和广东一带采访。一天，他们坐着一辆武警战士开的吉普车，在当时还很破旧的深圳奔驰时，战士车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令央视导演激动异常。“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导演袁德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车上被这首歌曲给震动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歌是谁唱的呀？他说是一个香港的歌手，叫什么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要求他给我复制了一盘这个带子。”很快，袁德旺导演就了解到，唱这首歌的是香港一名叫张明敏的歌手。于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写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所有人。1984年，《我的中国心》获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第三届神钟奖。